聂作平
甲申（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明帝崇祯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两天后，这具披头散发、只有一只脚穿着袜子的尸首被李自成起义军找到，草草安放在东华门外的一副原本用来安葬穷苦人的薄皮柳木棺材中。刚刚亡国丧君的大明臣工们面对他们圣上的遗体，表现得很是耐人寻味：痛哭着以头抢地的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姓刘的主事，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哭拜者三十人；礼节性地拜了几拜而无泪可洒的有六十人；其余的“皆睥睨过之”。最过分的当数一个叫周钟的庶吉士，此人数次从先帝遗体前经过，不仅不拜不哭，竟然连马也不下，径直打马而过。
庶吉士属于翰林院，品级不算高，却属于皇帝近侍，明代有不少尚书和大学士都是庶吉士出身，可以看做是国家高级领导的后备人才。周钟的表现不仅令当时的士子齿冷，也令后来的读史人摇头。周钟乃南直隶金坛人，生长于人才辈出的江南，从小就被人视为才子。照理说，饱读圣贤之书，以儒家道统为行事准则的才子，应该比普通臣工更多一份忠诚，但在周钟身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周钟的名气很大，连李自成的智囊牛金星也深慕其名。当魏藻德等一批明朝高官削尖了脑袋想在李自成新政权中混个一官半职时，牛金星主动向李自成推荐了周钟。为了给新政权制造舆论，周钟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士见危授命论》，牛揽卷读之，大为赞叹，周钟也到处吹嘘：牛老师对我真有知遇之恩啊。另一篇则是给李自成上的《劝进表》，也就是以天下黎民代表的身份，劝李自成早日登基做皇帝。在这篇《劝进表》中，周钟对李自成极尽吹捧之能事，认为李自成“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这位两个月前还被官府通缉、被称为流贼的农民领袖，在周钟看来，其文治武功已经超越了历代君王的典范——尧、舜、商汤和周武王；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两个月前他还叩头口称圣上的崇祯是独夫。
有人对周钟说，李自成杀人太多，恐怕难以成事。周钟轻描淡写地说，当年咱们的太祖不也是一样的吗？这种处处维护新政权的自觉行为，自然很能搔到新政权要员们的痒处。周钟在新政权中的如鱼得水，引来了他的同僚们的艳羡和模仿。另一位才子，中允梁兆阳在晋见李自成时，迫不及待地称尸骨未寒的崇祯“刚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对于李自成这个不修边幅的粗豪汉子，他当众吹捧说他“救民水火，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我们虽然不认为那些在崇祯自缢后也跟着举家自杀的臣子就真的值得效仿，但像周钟们那样猴急地贬低旧主子而欲讨新主子欢心的做法，确实让人替这些才子们感到惋惜——我们只好在才子前面加上两个字：无行。
北京城的无行才子们举措若此，远在千里之外的陪都南京的才子们，其情其景也相差无几。当时，南京城里最负才华的当数阮大铖、钱谦益和王铎（他们的才华和对后世的影响，远在周钟和梁兆阳之上）。阮大铖是著名的戏曲家，他不但创作了多个精彩的剧本，本人在表演方面也相当老练。与阮势不两立的东林子弟们曾在观看阮创作的戏曲时，一面赞叹其才华，一面大骂其人品。这有点像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不爽的是武功最高的竟然是人品低下的吕布。阮大铖因为早年曾是魏忠贤的小兄弟而被东林党人狠咬不放，罢官多年。当大明倾覆，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建立南明偏安小朝廷时，他得到铁哥们马士英的力荐，得以出来做官。值此金瓯残缺、君父横死的国难之际，新上台的阮大铖不是励精图治，而是打击报复当年“修理”过他的东林党人及其子弟。于是，拥有半壁江山的弘光政权在这种内耗之下，竟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即宣告倒台。这其中，无行才子们的折腾功不可没——得以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清军真应该感谢他们。阮大铖在南京陷落后向清军投降，在清人的庆功宴上，他亲自粉墨登场，博得清军将领们哄堂大笑，他自己也乐不可支。
至于钱谦益，那是晚明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黄宗羲曾认为，钱乃是继王世贞之后明代最伟大的学者。有一年，他家的藏书楼遭遇火灾，他望着大火大喊：你能烧掉我楼上藏的书，烧不掉我肚子里藏的书。他那个红颜伴白发的老婆，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如是。阮大铖把持弘光政权后，钱谦益利用柳如是与阮大铖早年的关系，谋得部长之职。南京城破，柳如是劝丈夫自尽殉国，钱谦益“谢以不能”；柳如是再三劝说，钱谦益才咬咬牙跳入水池中，但一会儿工夫，他又爬上岸来说池水太冷。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才子龚鼎孳，他在遭遇甲申北京之变后逢人便称：我本打算殉国，无奈我的小妾不同意。
